一個時期以來，世界性用工荒不斷蔓延。但與國外不同，中國頻頻出現的“民工荒”不單是社會現象，還是一種經濟現象乃至政治現象�！懊窆せ摹钡谋澈箅[藏著“四荒”：家庭荒、制度荒、薪酬荒和技能荒，正是這“四荒”帶來“民工荒”。

　　家庭荒

　　農民工長期外出，客觀上帶來家庭經營荒、家庭責任荒、社會關系荒。首先是家庭經營荒。外出務工的農民大都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，他們的外出使家庭承包地粗放經營或無力經營，家庭養(yǎng)殖及農產品加工等副業(yè)也無法開展，導致家庭經營收入大為降低。如果打工收入再不高，忙活一年，回到家中，里里外外一算賬，總體收入大受影響。其次是家庭責任荒。外出務工農民常年在外打工，使得“留守家庭”處于實質上的解體半解體狀態(tài)，一是夫妻感情淡化。由于長年分居，缺少溝通、交流，夫妻雙方容易在思想觀念、生活習慣、價值取向等方面逐漸產生差距，導致婚姻出現危機。據安徽省婦聯對勞務輸出大縣調研，農村婦女的離婚率大幅上升。阜南縣朱寨法庭離婚案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80%。二是子女教育缺失。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的長期分離，出現親情缺失、教育缺位、管理真空，他們的學習、生活、成長、發(fā)展都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。三是老人贍養(yǎng)缺位。由于兒女的外出打工，農村老人不僅不可能安享清福，反而要重新擔負起青壯年時代的繁重體力勞動，同時還要承擔教養(yǎng)孫輩的責任，生活壓力使他們感覺比青壯年時代更苦更累。再加上精神的孤獨，農村老人成了當前社會人群中最受煎熬的一個群體。再者是社會關系荒。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，長期外出打工的農民，遠走他鄉(xiāng)、天各一方，互相聯系中斷，世代建立的誠信關系、頻繁交往的鄉(xiāng)情關系漸漸疏遠、離散，傳統的親密過從、守誠互信格局被打破，回到家鄉(xiāng)，有從熟人社會進入半熟人社會甚至是陌生人社會的感覺。

　　家庭“三荒”使長期外出打工的農民，在節(jié)假日歸來后心理上蒙上一層重重的陰影，一些打工收入不高的人為長久計，自然便選擇以家為重不愿再東奔西走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細胞，家庭的質量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社會的質量�！凹彝セ摹辈粌H是農民難以承受之重，更是社會難以承受之重。應盡最大努力促進人口流動的家庭化，即以家庭為流動單元。政府在住房保障和子女上學問題上，要將進城農民工納入視野。企業(yè)在用工方面要盡量提供如夫妻房等更多夫妻共事的機會。二應為流動人口盡家庭義務大開方便之門。政府應出臺相關農民工探親假的法令并監(jiān)督企業(yè)嚴格遵行，同時采取多種措施，降低他們的探親成本。三應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，讓家庭的一些職能轉移給社會。比如，擴大農村寄宿制學校的規(guī)模，提高留守兒童的教育效果;開展留守家庭生產互助等類的活動;建立鄉(xiāng)鎮(zhèn)一級的含有心理門診、法律援助、文娛中心在內的留守服務中心，等等。

　　制度荒

　　一是滯后的戶籍遷移制度。農民進城打工，僅在地理空間上發(fā)生了水平位移，社會身份仍滯留在農村，不僅不能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、醫(yī)療、教育、失業(yè)等保障，而且面臨工種、職業(yè)、待遇等多方面的障礙，導致了農民工就業(yè)及生活成本增加。二是殘缺的社會保障制度。根據全國總工會勞動保障部前兩年做的調查，農民工參保的人數只有10%。這既有農民工就業(yè)狀態(tài)不穩(wěn)定而難參保等客觀原因，也有農民工對現行制度缺乏信任，用人單位怕參保增加人工成本，地方政府擔心推進農民工參保會影響本地投資環(huán)境等主觀因素。三是斷裂的教育制度。多年來，農村教育過于強調正規(guī)教育、基礎教育，忽視職業(yè)教育和繼續(xù)教育，忽視各種技能培養(yǎng)。我國約有一億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直接走向社會，二億多農民工需要不斷充實新知識新技術，而他們大都求技無門。我國要把“中國制造”變成“中國創(chuàng)造”，把“世界工廠”變成“世界市場”，政府必須承擔起農村職業(yè)教育、繼續(xù)教育應有的責任。四是缺失的職業(yè)認定和技能等級制度。職業(yè)資格證書制度和技能等級制度是勞動就業(yè)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，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考試制度。在德國，無論從事哪種工作，都需要“工作資格”。目前，在我國雖然有些進城務工人員掌握一些職業(yè)技能，但由于工作不穩(wěn)定，往往找到什么就干什么，工種變動很大，很難把一門技能持續(xù)保持下去，由此導致就業(yè)和招工的雙向不確定性。

　　化解“制度荒”，一應消除城鄉(xiāng)二元制度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。從農村到城市，農民工只是完成了橫向的水平流動，這是城市化低層次的表象性流動，應著力推進他們的橫向垂直流動，這才是城市化中高層次的實質性流動，即打通他們向上流通的通道，讓他們在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，通過制度建設，讓他們真正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和產業(yè)工人的同等待遇。二應完善教育制度，把加強職業(yè)教育和繼續(xù)教育乃至終身教育作為市縣兩級政府的基本職責。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，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培訓成才率和就業(yè)率，使一部分農民逐步完成“職業(yè)轉移”，進而完成“身份轉移”。三應在農民工中逐步推行國家職業(yè)資格證書和技能等級證書制度。國家和企業(yè)應針對農民工的特點，加強農民工職業(yè)資格培訓，免費為農民工組織職業(yè)資格和技能等級認證考試，使農民工經過鑒定取得相應的職業(yè)資格證書和技能等級證書，使他們有信心、有韌勁追求打造專項技能的“百年老店”。

薪酬荒

　　從遷移理論看，人口遷移存在兩種動因，一是居住地推動人口遷移的力量;二是遷入地吸引人口遷移的力量。當下“民工荒”，顯然是因為城鎮(zhèn)提供給農民工的待遇之“拉”力不足與農村的“推”力減弱共同作用的結果。農民工的薪酬過低和“收入歧視”導致“薪酬荒”，使民工流動的“拉”力減弱。發(fā)達地區(qū)許多企業(yè)長期把最低工資標準當成執(zhí)行標準。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，東部地區(qū)比西部地區(qū)僅高5%，但農民工在東部地區(qū)打工的成本比中西部地區(qū)高25%，還有背井離鄉(xiāng)的隱性成本，導致農民工去發(fā)達地區(qū)打工的積極性下降。農民工與城鎮(zhèn)工“同工不同酬”的工資剪刀差長期存在，同類工作崗位的月工資可差500至800元。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種社會福利，差距更大。南方一些城市，20多年來，當地人工資上漲十多倍，農民工工資卻長期“穩(wěn)定”。2010年4月北京市政協在全市建筑、制造、服務等行業(yè)三萬多名一線農民工中調查，他們平均工資只相當于城市單位職工的37%，有81%的農民工工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事實上，1994年《勞動法》所確立的集體協商還只是一種形式協商，而且集體協商制度的推行是非強制性的，真實效果大打折扣。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農民工缺乏工資談判權。

　　農民務工是農民務農價值不能實現的一種自救行為，支撐“血汗工廠”的背后是因為有著更為“血汗”的“血汗農場”。當務農價值逐步在國家強農惠農政策支持下得以大幅提升時，農民務農的意愿必然增強，外出打工的意愿必然減弱。同時，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投資，使農民工在自己家鄉(xiāng)打工的機會也相對增加，在東、中、西部打工薪酬相差不大的背景下，農民更傾向于在家鄉(xiāng)附近就業(yè)。

　　盡管2011年《經濟藍皮書》認為，自2003年以來，農民工工資也以年增10.2%的速度顯著提高，農民工將終結“低工資”時代。但要真正解決“薪酬荒”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一應建立健全工資支付、增長機制。建立和完善工資支付保障機制，預防和解決工資拖欠問題。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。著力改變在利益分配上“強資本、弱勞動”的不合理結構。二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，以工資水平、工時和勞動定額等為主要內容，各級勞動部門、工會組織應積極推進企業(yè)與工人廣泛開展平等協商，使勞動者能夠依法參與企業(yè)的工資決定，維護自己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權益。

　　技能荒

　　針對沿海地區(qū)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，有專家認為，中國經濟發(fā)展的“人口紅利”正逐步枯竭，中國正在或即將出現“劉易斯拐點”。但整體上看，“民工荒”屬于結構性短缺，緊缺的只是技能型、高素質的農民工。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發(fā)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(jiān)測調查報告顯示:在外出農民工中, 文盲占1.1%, 小學文化程度占10.6%, 初中文化程度占64.8%, 高中文化程度占13.1%, 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.4%。另據一項調查顯示，2億多農民工接受過培訓的約占25%，全部農村勞動力接受過培訓的只占9%。一億多新生代農民工不斷跳槽的“短工化”現象，難以積累技術，也為技能荒推波助瀾�，F實中“就業(yè)難”和“招工難”同時并存，“有人沒事干”和“有事沒人干”同時并存，這種現象正是目前工作難度和勞工素質不相匹配、產業(yè)發(fā)展與勞工素質出現結構性錯位的深層問題的現實寫照�？梢姡�當前中國的“民工荒”，也是就業(yè)結構中的一次崗位格局的調整和震蕩，實質是一種“技能結構荒”。

　　導致“技能荒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既有當前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本身的原因,也有用工企業(yè)不注重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因素。從農民工技能培訓自身來看：一是“九龍治水”導致培訓資源分散。各部門封閉運作，缺少必要的協調和溝通，各類培訓資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和利用。二是培訓體系基礎薄弱。農民工培訓各類定點機構數量不足，質量不高，良莠不齊，難以適應培訓需求。三是培訓針對性不強。沒有根據市場需求開設專業(yè)，培訓與促進就業(yè)相脫節(jié)，培訓內容主要集中在技術簡單、培訓時間短的項目上。四是培訓補償標準偏低，培訓補貼資金難以彌補培訓實際成本。從用工企業(yè)來看：絕大多數企業(yè), 出于成本經營靈活等原因考慮, 不愿意與農民工簽訂長期用工合同, 更不注重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, 而是奉行“拿來主義”,只招熟練工, 一旦完成訂單, 對農民工就棄之不用; 來了新訂單, 又想著“招之即來”, 甚至靠提高工資引導外來勞動力回流, 緩解“招工難”, 只治標不治本，沒有從技能的儲備和提升是企業(yè)形成持久競爭力的關鍵這一戰(zhàn)略高度去謀篇，更沒有從讓工人增強歸屬感的層面去布局，山西晉商的票號，學徒工自進入之日起即開始計入股份，致使凡進入票號者能終身為之奮斗。四是著力增強用工企業(yè)的現代管理理念，千方百計提高工人對企業(yè)的歸屬感、認同感，應學習日本企業(yè)比企業(yè)家出名，改變我國企業(yè)家比企業(yè)出名的現狀。

　　要真正解決“技能荒”，一是按 “三個統一，三不交叉”整合培訓資源�！叭齻�統一”即統一使用培訓資金，統一制定相關標準，統一運用信息資源;“三不交叉”即培訓機構不交叉，培訓內容不交叉，培訓對象不交叉。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。建立健全市、縣級公共職業(yè)訓練基地，為農民工培訓提供必要的實訓場所和設備;加強師資建設，培養(yǎng)“雙師型”教師隊伍。三是完善財政補貼制度。進行培訓績效考核，監(jiān)督培訓質量。

　　“民工荒”的背后是“四荒”，“四荒”的背后則有著更深層次的“資源荒”。北京大學光華學院副教授章錚研究稱中國農村35歲以下的勞動力資源已基本枯竭，這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進入急轉直下狀態(tài)。作為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核心的人力資源一旦枯竭，如果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，給經濟社會的發(fā)展帶來的可能是多米諾效應。當務之急應立足長遠，從制度設計層面尋找解決辦法，這樣才能遇“荒”不慌。